留美归来话感受

留美归来话感受
曾昭冲

　　1994年，我怀着一股冲劲，在导师的推荐下，赴美国学习放射肿瘤学，1996年初，满怀希望归国。然而，回国工作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琢磨半年才上班，不仅新技术无法开展，连职称都无法晋升。有一些人更把我当成与其争夺饭碗的“斗士”。1999年第一天，我抱着遗憾，再次到美国导师的放射肿瘤科工作。

　　尽管身在美国，心系祖国，我保持与国内同行们联系，并在繁忙的工作中，坚持每日上网阅读国内报纸。同时，对生活中观察到的一些美国社会现象加以分析，更激发我的爱国热情。特别是1999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三讲”教育，极大鼓励我再次回国的决心。尽管这次“三讲”教育是在县一级领导干部开展，我亦从网上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深受启发。我坚信，勇于开创、努力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方向一定正确。下面是我一年的留学生活的汇报和切身感受的总结。

努力学习是我这次出国的既定目标：

放射肿瘤学在我国仍处于落后状态。在美国，我遇见一位宾大医院放射肿瘤科医师，10年前他曾是北京肿瘤医院放射肿瘤科的住院医师。1999年夏天，这位医师重访北京肿瘤医院，并感叹道，在北京，现在的放疗方法与10年前一样。而在美国已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位老兄讲出了实话。近几年，发达国家所有放射治疗中心都采用三维治疗计划系统（TPS）制定治疗方案，我这次赴美学习的目的，就是参观这方面的内容。在美国托马斯× 杰弗森大学医院，导师安排我一半时间在临床参观，一半时间在实验室工作兼指导学生实验。临床方面，我的确看到仅4年之隔（上次访问是1995年），放射定位野的设计方法截然不同。目前，他们大部分病人都通过三维TPS，使定位更准确，放疗副反应更小。我还参观术中放疗、全身放疗、组织间内放疗、热疗，即使是模型室我也认真观察，并掌握电脑的图像处理。由于每位医生侧重的肿瘤不同，导师让我与不同的医生工作。一年内，导师资助我参加三次大型的肿瘤学术会议，AACR年会、RTOG年会、ASTRO年会。在实验室里，我要求自己完成一个课题，完成1-2篇论文。为了提高我英文的听、说能力，导师安排我3个月的带教任务。临床导师是美国放射肿瘤界权威人士，现任RTOG主席。上海医大肿瘤医院放疗科委托我邀请导师来沪访问，导师欣然答应。为促进与中山医院的交流，导师热情邀请中山医院领导赴美国托马斯× 杰弗森大学医院访问。

这次赴美，我带去肝动脉栓塞加放疗的治疗结果，特别是放疗前后的病理变化，从病理学角度阐述了肝癌细胞与正常肝细胞对射线的敏感性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支持肝癌放疗的有力证据，又一次博得他们的尊敬。我将这些治疗结果总结成文，投到Am J Clin Oncol （美国临床肿瘤杂志），立即被接收，将在今年年初刊登。一年的学习含辛茹苦，但收获很大。回国后，我向医院领导提出我科的一些发展意见。

二、印尼华侨的真情实话：

在美国独立日的日子里，我和我夫人随华人旅行团赴著名的旅游区尼加啦瓜瀑布参观，车上同行的旅客大部分是印尼难民。他们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尼再次出现全国性排华，靠劳动致富的印尼华侨，一夜之间被抢一空，沦为难民。他们集体“偷渡”美国。他们持商业签证，由于印尼目前局势仍未稳定，他们只能继续逗留费城。一年余的美国生活，不仅使他们的身分变“黑”，盘绕也用完，几百人的印尼华侨只能将大本营扎在黑人区，又不敢让美国政府知道。当他们知道我和我太太是中国大陆来美学习的医生，非常羡慕，就象见到自己的亲人，与我诉说衷肠。华人在印尼受歧视，在美国生活不易，希望祖国大陆强大，为他们撑腰。这是印尼华人的心声。从他们悲哀的眼神，可以看出逃慌者的苦衷。从他们身上，我深深地感受到，祖国的强大是多么的重要，我热爱自己的祖国。

　

三、表姐的孩子有了中文名字：

在费城，我有一位表姐，她是60年代初从台湾来美国，由于国家的分裂和贫穷，华人在美国没有什么地位，也抬不起头。她有3个孩子，颇有出息，均为医生，可是不懂中文。这是因为民族的自卑感，表姐不愿自己的孩子学中文。80年代初，国门刚开，表姐思念家乡的亲人，从美国来福建探亲。当时家乡贫穷落后，卫生状况、住房条件、饮食质量、交通等都很不好。表姐提前“仓慌”而逃，并发誓不再回祖国大陆。94年我访美，建议表姐再到中国访问，未果。这次我带去家乡巨变的照片，终于打动她的心。1999年秋，表姐再次回福建省泉州和厦门，她置身于高楼大厦之中，明亮而干净的大街，出入有小车接送，餐桌上道道是合味的家乡菜肴，家家富裕有余，表姐见到这样的情景，心里乐哈哈。与上次相反，表姐从厦门购买手表带到美国，因为这里的手表便宜又精致。回美国后，表姐高兴地告诉我她的福建行，并把她的感受告诉一伟、一真、一仁。我问道一仁、一真、一伟是谁，表姐说是她儿子和女儿的中文名字。一就是希望祖国两岸能统一，仁、真、伟就是根据中华民族的美德，为人要仁慈、真诚、和光明磊落。我又问她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这事，表姐不好意思地一笑。如今，表姐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中文，因为中国已是一个有作为的国家。祖国富强，华人方能抬起头。

四、表姐夫珍藏“红宝书”

姐夫有件宝，珍藏在保险箱。这宝便不是他毕生积累的股票，也不是杜邦公司的荣誉金奖，更不是各种各样的专利证书。而是“文革”期间访问上海，由市委书记赠送的毛主席语录，我们称为“红宝书”。姐夫是美国杜邦公司著名的化学家，1972、1974、1982年三度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来北京、上海讲学。姐夫常与我坐在一起，回忆抗战时期，南京沦陷，迁到重庆读书的艰苦岁月和在美国饱经歧视的经历。新中国诞生后，他日夜思念祖国。但因朝鲜战争，他只能去台湾，因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就在台湾结识我表姐。在台湾3年，表姐夫目睹国民党腐败，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认定国民党救不了中国。1956年，姐夫重返美国。72、74年正处于“文革”，他不怕动乱，不信美帝谣言，趁中美恢复邦交正常化之机，来祖国大陆传授科学技术，为祖国的科学发展作出贡献。上海市委书记接见他，并赠送他一部《毛泽东选集》和20本“红宝书”，让姐夫宣传毛泽东思想，让美国的朋友也能读到“红宝书”。姐夫在上海期间，认真阅读“红宝书”书，深深地爱上了“红宝书”，以至每次讲学之前，他总要和大家共同学习一段语录，这正好赶上当时的形式。通过学习“红宝书”，姐夫认识了红色中国，并坚信只有红色中国才能救中国。现在姐夫年纪大了，但仍关心祖国大事，对祖国取得的成就非常高兴。做为一名美国的华人学者，姐夫更关心李文和案，姐夫认为，这是美国部分反华政客炮制的所谓的“核机密泄漏案”，也反映了美国政治的腐败。

　

五、科恩医师回以色列：

我1994-1995年在美国托马斯× 杰弗森大学医院学习，主要是科室副主任科恩医师带我接触临床工作。他是美国出生的犹太人，工作非常出色，是多家肿瘤杂志的年轻编委。这位犹太人之所以有中国情结，是因为他伯伯曾是犹太难民，二战期间逃到上海，科恩医师一直认为是上海人民救了他伯伯。这次我再赴美国，科恩医师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和地位，已回以色列工作。科恩医师经常从以色列发来电子邮件给他旧日的同事和部下，要他们善待曾医生。科恩告诉我，在以色列生活与工作，大大不如美国舒服，有时还要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但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不再发生象他伯伯那样流离失所的生活，就要建设好自己的祖国。科恩医师同时也鼓励我回中国，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力量。众所周知，犹太人被灭国3000余年，时至今日还能复国，就是有一大批象科恩的杰出人才，热爱自己的祖国。尽管我和科恩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经历也不同，但热爱自己的祖国是一样的。科恩成为我的好朋友，我曾对科恩说，他是我的好榜样。

　

六、我有一个梦

美国托马斯× 杰弗森大学医院的大楼里，有一层是日本医生Sato承租下来，专门为在美国的日本商人服务。放射肿瘤科里的美国医生告诉Sato医生，说他们科来了一位中国的访问医生，对肝癌的放射治疗颇有研究。由于日本肝癌发病率高，故Sato对肝癌很感兴趣，并邀我与他们交流。我出示清晰的CT图片和电子显微镜下的病理变化图片，Sato又惊奇又佩服，感叹我们的肝癌治疗与研究一点也不比他们差。为了保持联系，我留下我在中国的电子邮件地址。2个小时的交流，增加了Sato医生对中国的了解。最后Sato对我道出心里话，70年代末，Sato携带新婚妻子到中国度蜜月，选择中国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既重要又神秘，由于当时中国落后，蜜月只是“秘”而不“甜”。如今中国进步了很多，有CT、电子显微镜、电子邮件，他一点也不奇怪。交流结束，Sato医师送我到门口，正好有一位美国白人想窜入日本人的医院，Sato医生用生硬的英文嚷道：看清了没？这是日本国医院。白人走了。我有一个梦，中国人也应当在托马斯× 杰弗森大学医院开个大中华医院，而不是在中国城。美国不再有偷渡的华人，看不起病的华人不再受白人的吆喝。要使梦想成真，那就是祖国强盛。每位中国人都有责任建设好自己的祖国。

七、事实胜于雄辩：

美国一些反华人物的对华攻击，甚至达到歇施底里的程度，他们竭力妖魔化中国。然而，只要亲自来中国访问的美国人，都会嘲笑这些痴人说梦的美国人。Andrew Ken是一位美国热血青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腔普通话，还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叫柯安君。10年前，他本着救中国的热情，由美国耶鲁协会资助来中国武汉大学教英文。其间，他到过中国许多的城市和大学，包括我们上海医科大学。他耳闻目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和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历史和道德，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柯安君发出感叹之言：中国完全可以自己救自己。上次我到费城，柯安君回美国费城天普大学攻读医学博士，现在，柯安君已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医学心理学工作，他用中医中药结合心理治疗，帮助吸毒的瘾君子诫毒，取得良好的效果。柯安君告诉我，需要解救的不是中国，而是吸毒猖獗的美国。柯安君的话，使我开怀大笑。

克劳斯× 史蒂烈是一位美国犹太老人。童年时期就目睹纳粹的凶残，随父母从纳粹集中营逃往美国。因此，她最痛恨种族歧视。在她访问中国之前，她是从报刊、电视上认识中国棗封建、落后、贫穷。在与她交谈中，她感兴趣的总是：“为何中国人之间说话不一样？中国女人生小孩为何不能回娘家？”等诸如此类的问题。1994年10月，她作为美国政府医学访问团一员，访问了北京、西安、桂林几家儿童医院，再从香港回美国。克劳斯无不赞赏中国。从此，她知道中国有故宫、长城、兵马墉这些古文明，有美丽的桂林山水和繁华的香港。中国城市的几家儿童医院之先进，是她未曾料到。回美国之后，她逢人必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所感兴趣的不再是中国稀奇古怪的东西，而是中国的文明史和费城博物馆内的中国古文物，并与一位退休医生合作，义务为中国学生辅导英文，我成为她的第一位学生。克劳斯不再相信美国一些报纸对中国的诋毁，在她的教材中，是一些报道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在我离开费城之前，我和我太太一起看望这位慈母般的美国老人，她流着眼泪对我说：“我留给我孩子的是根和翅膀，根是让孩子知道他从哪里来，翅膀是让他独立，你的根在中国，要为自己的国家建设”。

八、艾伯特的母亲削发成尼：

艾伯特与我同龄，4岁时随父母亲从台湾来美国。1992年毕业于哈弗大学医学院，并慕名到美国著名的放射治疗学家奥德手下，从事肿瘤放射治疗与研究工作，在工作中我认识他。奥德的人品很差，均雇佣中国人，从事超高剂量的放射性同位素工作，不少中国人来到美国，为了能找到一份工作，尽管不熟悉放射性同位素防护，也争先恐后要求在奥德实验室工作。奥德深知放射性同位素伤人不小，也深知中国人多得是，采取一年换一个中国人的卑鄙手法，先后雇佣北医来的张医生和税医生，以便日后出现放射损伤才不会找上门。由于艾伯特是本院的住院医生，不能随便解雇。我从事10年的放射肿瘤学，对放射性同位素了如指掌，知道奥德医生的违法行为，因为他们一个月使用的放射性同位素的剂量超过年允许最大量的10倍，高剂量的放射性磷酸盐，极易挥发至空气，从而通过呼吸道吸入肺部，轻者出现放射性肺炎，重者发生肺癌，除非安装良好的排气系统。我告诉奥德，奥德蛮不讲理地说，一套排气系统需十余万美元，他没钱。我将奥德的丑陋行径告诉美国核素管理委员会，经调查，核素管理委员会吊销奥德的执照和关闭他的实验室。半年后，艾伯特身患肺癌，医治无效，年仅29岁。我将奥德的这段故事讲给艾伯特的父母亲听，他们全家更是悲痛，全家联名再向美国核素管理委员会讨个说法，充满种族歧视的能源部直辖的核素管理委员会答复道，奥德无违法，但不提起奥德执照被吊销和实验室被关之事。无奈之下，艾伯特全家求救于一向敢揭“丑闻”而著名的华盛顿邮报，邮报总编以“美国人”不会有伤害艾伯特的行为，将艾伯特父母拒之门外。艾伯特父母又找律师，律师说人命关天，要打赢这场官司，得先付20万美元。中年丧子的艾伯特父母亲，陷入极度悲哀之中，素以台湾人而自傲的艾伯特父母，此时此刻不能不说出心里话：“大陆、台湾学者同一命运”。我这次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给艾伯特的父母亲打电话，可他们的电话号码已被取消。我找到艾伯特幼年时的邻居徐女士，徐女士告诉我，艾伯特的父母亲已回台湾，艾伯特的母亲出家当尼姑，希望佛光能照耀人世间，还给他们公道。

　

九、叔公的叮咛：

福建人称爷爷的弟弟为叔公，叔公是福建省著名华侨，香港颇有名气的实业家，但并不富有，他将毕生的积蓄用于家乡的教育事业，科教兴国是他最愿意做的事。叔公在家乡兴办中学、小学、幼儿园，设人才交流基金和奖学金。我第一次赴美学习，就是叔公资助得以成行。叔公教育我做医生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还要有高尚的医德，叔公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人。我第一次赴美前，从未见过叔公，可他极力支持我出国学习，更鼓励我学成回国。当时，大部分赴美留学人员不愿回国，为鼓励我能安心回国，在我出国前，叔公从他并不富有的储蓄抽出25万元，为我在上海买定房子，以便学成回国有个落脚地。1994年我途经香港赴美学习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我叔公。叔公年纪大，可国耻家仇仍不忘，声泪俱下地对我讲家史，叔公童年时期，帝国主义用鸦片毒害我国家，我太公染上抽鸦片的恶习，倾家荡产，9岁那年，太公去世，叔公赤脚下南洋。在异国他乡，饥寒交迫，幸遇一位老华侨收他为徒。在打短工的日子里，叔公仍夜读书卷，终有点出色。叔公到美国做生意，美国人总把我们当成无家可归者，目睹美国伤风败俗的生活，叔公再也不到美国。在我上飞机前，叔公仍重复那句话：美国的科技进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但不能学习他们腐败的生活方式，不是去当美国人，要回国建设自己的家园。这就是叔公的叮咛。1997年我再次赴美回国，途经香港，叔公与世长辞，但他的话永远在我耳边回响。

　

十、“三讲”教育鼓舞我回国：

我回中山医院报到，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奇怪，这的确难怪他们。如果我说是“三讲”教育鼓励我回国，可能有更多的人觉得更奇怪，这次“三讲”教育是在县一级以上干部开展，与我回国有什么关系。我认为关系很大。我接触到许多留学生，他们都很羡慕我能来去自由，5年内3次来美，而且夫人也一起来。留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希望能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可困扰他们的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接收单位。这些人有的出国多年，早与原单位脱钩，要找合适的单位，又苦于没关系。“三讲”教育就是要让那些失去党性原则的领导干部重新回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路线上来，摒弃私利。最近，党中央又继续把“三讲”教育作为组织工作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好。一是抓紧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二是加强领导干部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三是为科教兴国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积极吸引和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和为祖国服务。在这“桐花万里丹山路，稚凤清于老凤声”的峥嵘岁月，何惧风流？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才是我最佳选择。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三日于上海